打造新十大中心城市：哪些城市机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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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等特大城市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影响下，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思路也将随之调整。

创建十个中心城市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智库“重庆论坛”上解释说，中国出现世界罕见的特大城市的原因之一，是面向全国的服务功能过度集中在一两个城市。

以北京为例，他说北京城市疾病问题的根源是过多的非资本职能的集中。如果企业总部、医疗高地、最高学府等职能转移，将解决“城市病”，同时促进其他地区的发展。

杨伟民说，中国还需要十个像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来解决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的城市疾病。中心城市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是服务周边地区的主力军。小城市产业链不完整，对产业没有集聚效应，不能形成竞争优势，不能带动区域发展。因此，要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扩大中心城市的发展，增强薄弱地区的发展潜力。

贵州省政府参事、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教授在分析《中国商报》时表示，中国目前的“大城市病”非常严重，包括交通拥堵、雾霾等现象，与中国的超级城市化密切相关。“城市的发展主要是资源的聚集和布局。几十年来，中国最好的资源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几个特大城市，因此城市疾病越来越严重。”

也就是说，在北京和上海一系列城市疾病的影响下，中国的城市发展战略有望调整，未来将有更多的机会分配到北京和上海以外的大城市。例如，2016年g20峰会计划在杭州举行，而不是北京、上海等知名的“国际名片”城市。这是继2022年亚运会落户杭州后，在杭州举办的又一项重要国际赛事。

一方面，这表明除了北京、上海等一线国际城市，其他城市也有能力举办重要的国际活动。另一方面，这也是北京、上海等中国分散的超大城市功能的体现。

哪些城市有更大的机会？

那么，要建设像北京这样的十个中心城市，哪些城市有巨大的机遇？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总是有十个中心城市，也就是说，有固定电话区号以三位数开始的城市。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之外，排名前十的城市还包括广州、武汉、南京、成都、Xi和沈阳。这些城市是所有地区的中心，所有地区最好的大学和医疗资源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些城市。

从城市发展过程来看，虽然许多沿海城市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但传统历史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沉淀、行政级别、在区域中的中心地位等因素仍然是影响城市规模的最重要因素。

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一直是衡量城市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最重要指标。目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每年出版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是对主要城市城市人口最接近、最准确的统计。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3》的数据，在十大城市中，除了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排名第四的深圳外，其他九个城市都是传统的十大城市。在十大传统城市中，只有Xi的人口不到500万，即429万，在中国所有城市中排名第13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在分析《中国商报》时发现，西北、华中、东北等各地区中心城市的行政级别相对较高。目前，我国财政、教育、医疗、文化等主要资源的配置仍与行政层面密切相关。行政级别越高，分配给城市的资源就越多。如华中、中南大学主要集中在武汉，西北大学主要集中在Xi，西南大学主要集中在成渝，这些城市的集聚效应也较大。

也就是说，如果像北京这样的十个城市建成，这些区域中心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其他城市也有机会。其中，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深圳被公认为一线城市，其中心城市地位非常稳固。虽然长三角的杭州不是十大传统城市之一，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在互联网、信息经济等诸多指标上与一线城市不相上下。

此外，如果我们想发展一个中心城市，中西部地区将成为重点。“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杨伟民解释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的发展趋于饱和，新的中心城市将重点培育和发展东北、中原、成渝等几大城市群，改造几个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形成新的经济增长节点。

杨伟民表示，为了在未来形成竞争力和集聚效应，中心城市必须规划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加快培育东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等城市群，依托区域性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加强要素流动和城镇功能联系，促进产业合作和功能互补，形成支撑和带动经济发展的重点经济区。

换句话说，郑州、长沙等人口大省的省会城市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在接受《中国商报》采访时表示，创建一批新的中心城市，分散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的功能，并不是简单地建立在过去的区域中心基础上，因为如果教育、医疗等资源继续过度集中在区域中心，将不利于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建设10个中心城市不一定是10个，但可能不止12个。”牛凤瑞表示，今后，中国的城市发展应该尊重市场。“一个城市能否发展成为中心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