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21世纪初面临全球化第二浪潮：中国应怎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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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第一波主要表现在制造业。 第二波意味着更多服务业的跨国经营。 面对第二波，一国劳动力只有便宜而教育不足，社会只有稳定而开放自由不足，在竞争中不能占便宜

如果冷战结束后90年代世界经济的整合是全球化的第一波，我们将在21世纪初面临全球化的第二波。

全球化的第一波是制造业最重要的表现。 打破贸易壁垒使主要工业国的产品能够在真正的国际市场上进行跨国竞争。 资本的流动突破了边境的限制，开始了连劳动力都没有的跨国旅行。 结果，中国制造的费用品充斥美国市场，外国车遍布中国的大街小巷，外资滚滚而去。 发达国家的高级管理人员进入快速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高级技术人员、留学生也前往发达国家。

但是，这一全球化的第一波还有限度。 制造业可以跨国经营，但服务业不行。 因为制造业的产品可以远离外国，服务业需要在顾客和顾客所在地进行服务的人。 工厂可以移动，但医院和商店不能出国。 为了便宜，美国人可以买中国制造的服装和玩具，但不能去北京或上海看急救，也不能给生日朋友买礼物。

但是全球化的第二波是挑战这种限制，让更多的服务业跨国经营。 例如，在美国，购买电脑和其他电器产品总是需要顾客服务热线。 现在你在咨询这些热线的时候，对方说在休斯顿和洛杉矶的总部为你服务，其实你的电话被印度和菲律宾接到了。 这种服务业的工作，在美国是低工资没有前途的“死胡同”，谁也不想做。 但是，在印度和菲律宾，这种为美国人服务，甚至“指美国人”的员工完全是上流社会的宠物，大学生也不容易得到这样的职务，工资只是美国人的几十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员工以社会精英自居，开始工作兢兢业业，服务周到，因此顾客满意度大幅增加。 双方决定美国企业当然向印度、菲律宾打服务电话。 这种低级服务领域的跨国经营只是个开始。 很多高报酬的服务领域，现在开始追赶这个潮流。 有点多但复杂的企业财会、税务咨询，已经开始跨国移动。 展望未来，一点远程教育、医疗咨询等，不得不进行全球竞争。 美国人已经有强烈的危机感。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表明，大约1400万美国人的工作在未来几年将受到这一趋势的威胁。

全球化的第二波，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中国应该怎么应对？

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第一波的风口浪尖上，中国深化经济改革，开放国门，结果经济持续增长，外资不断涌入，稳定的社会环境、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形成了“世界工厂”。 中国尝到了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先行“冲浪”的甜头。

但是面对第二波，中国没有准备好。 如果不好的话，不仅不能在浪尖继续激流前进，还可能被浪头玩弄。 对此，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危机感。

如上所述，第一波是制造业的领先。 只要社会稳定，政策优惠，有人力资源，劳动力便宜，就不用担心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第二波的性质完全不同。 以上这种最低水平的电话服务，不仅需要懂“乱真”的英语，还需要了解美国的文化，如果他们不知道上演哪部电视剧，社会上流行什么，就谈不上高质量的服务。 所以，面对第二波冲击，一国劳动力只有便宜而教育不足，社会只有稳定而开放自由不足，不能在这样的竞争中占有廉价。

从1998年到1999年，中国的教育投资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2.2%，而印度为3.2%，俄罗斯为3.5%，菲律宾为4.2%。 美国朝野呼吁教育经费不足，在全球化中败北，但实际上美国投入教育的费用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5%。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james heckman考察中国后断定，中国近年热衷于设备投资，但没有投资人，犯了致命的错误。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史学家brad delong特别举了英国的例子: 19世纪中期，英国曼彻斯特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但是，英国政府没有为从农村流入曼彻斯特新工厂工作的工人的孩子建立学校，最终浪费了他们作为工业革命领袖的有利地位。 英国终于在二十世纪衰退了。

原稿来源:中国《信息周刊》作者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