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现状：种地年入三千 村里首富年入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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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是“最富有的人”的20%，靠补贴——很难看出一些极度贫困的人是如何增加他们的收入的

最近，新华社记者深入到广西、贵州、河北、青海、新疆、山东等省市和地区的贫困村和村庄，了解到虽然通过种田、劳动和政府补贴可以保障最低生活，但由于自然条件、教育文化水平、扶贫方式等因素，一些地区的贫困人口仍然难以增加收入。许多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要完善“精准扶贫”机制，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加强技能培训和教育扶贫，充分整合和利用社会资源参与扶贫。

农活可以自给自足，家庭收入取决于补贴

一日三餐，有玉米粥和青菜，两亩地只够全家人吃，我儿子的零活一个月不到1000元——这就是徐面红家在广西天灯市托坎乡孔民村鳄龙村的现状。

徐冕宏的丈夫已经去世。现在她在家当农民。她的两个儿子分别是22岁和18岁。二儿子几天前刚去南宁工作。大儿子在村子里帮助人们盖房子，有时在附近打零工。"大儿子一个月能花60元做十几天的工作."徐冕宏说道。

贵州省榕江县古洲镇九曲中心村加堆村有200多名村民。县里准备把整个村子搬到这里，但是只有106户人家愿意。九曲中心村副主任蔻驰本尼说，目前，当地人民的生活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他们种植水稻、白菜、萝卜、辣椒等。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约为3000元。“我家是搞交通的，一年能挣2万元左右。它已经是村里最有钱的人了。”

在三江源生态移民区，国家给予的补贴占了许多贫困牧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星海县汤乃亥乡龙曲村，长期购买的生态移民家庭年收入主要来自:低收入保险3000元、禁牧2000元、燃料补贴10800元、三江源生态移民生活困难10800元、母亲养老补贴2100元。

九迈多杰说，他和他的母亲都体弱多病，家庭收入主要用于看病、吃药和生活费。目前，银行有一笔3.5万元的贷款。基本上，在每年的上半年，亲戚们保证从银行借一些钱做小生意，然后在下半年用赚来的钱偿还贷款，然后在第二年年初偿还贷款。

自然条件差，文化水平低，扶贫缓慢

“一方不能支持另一方”。赛里巴村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星海县龙藏乡，是一个海拔3600米、距县城100公里的纯畜牧业村。虽然直线距离不算太远，但由于深山沟的原因，在崎岖、陡峭、积雪的砾石蜿蜒山路上行驶100公里需要2个多小时。全村有138户580人，但人均草场只有108亩，质量很差。这个村子的贫困率是80%。

一旦市场发生变化或自然灾害发生，一些极度贫困的人的生活会变得更糟。山西省大同市南郊鸭儿垭乡乔村村民乔福贵，拥有7亩山地，种植山药、马铃薯、玉米等。去年由于干旱基本上被拒绝。在中国制糖之都广西崇左，大约60%的农民收入依赖于制糖业。然而，近年来，糖价格的下跌和成本的上升已经导致许多穷人遭受重大损失。

同时，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许多穷人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九曲中心村副主任蔻驰·本尼说，村里只有一名大学毕业生。目前，只有5名高中毕业生和20多名初中毕业生。"将近一半的村民外出工作，他们都很努力。"

受自然条件差、受教育程度低、某些地方扶贫方式的造血功能弱等因素的限制，一些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缓慢。崇左市扶贫办副主任潘表示，由于扶贫资金有限，许多地方多年来一直采取“由近及远，由易到难”的工作模式。边远地区最困难村的扶贫开发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许多工作没有辐射出去，专项资金投入少，项目安排少，也导致一些最困难村发展缓慢，群众增收困难。

注重分类救助，加强教育培训，整合社会资源

面对扶贫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许多受访者提出了自己关于推进“精准扶贫”的建议。

崇左市委副书记冯认为，传统的扶贫模式应从“由近及远，由易到难”转变为“由易到难，重点突破，带动全局”的新型扶贫模式。要做好“再认定”工作，就要根据贫困程度对贫困村和贫困家庭进行重新分类，根据贫困原因对贫困家庭进行细分。

榕江县扶贫生态移民局副局长罗兴金认为，现有的培训项目主要是短期培训，贫困人口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希望今后能拨出一些专项资金，对厨师、水电安装、电焊等市场需求大的专业进行长期系统的培训，让参加培训的贫困人群能够学到一门技能。

针对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贵州省从江县广汇乡党委书记魏建玲指出，许多贫困学生基本上可以完成义务教育，但许多贫困家庭负担不起高中教育费用，应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帮助贫困人口。

广西天灯县委书记吴强建议，在继续实施跨地区对口支援的同时，应建立扶贫公共信息平台，吸引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