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中国农民调查》作者：我们看到的远比写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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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底，第六期“现代”在标题显眼的位置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农民调查”的报告文学。 本文以安徽农村为着眼点，用文学方法记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原因和推进的全过程。 复印件是首次公开的“禁止区域”幕后信息，涉及地方基层、省市大佬、中央100多位领导人，采访了农民成千上万的人，几乎都起了真实的名字。

这个文案一问世，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印刷了十几万册的“现代”被抢购一空，在安徽省“洛阳的纸很贵”。 书店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未删节几次脱销了。 网上，各大网站都有这本书的转载和评论复印件。

2月9日，《中国农民调查》作者、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接受了中国《信息周刊》记者的采访

"必须尊重他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人. "

信息周刊:为什么想到写《三农》主题素材的报告文学？

春桃:我老家在湖南，11岁才离开农村。 陈桂棣也是九岁进城的。 亲戚都在农村，我们过年和节日都回农村。 “三农”就是写我们自己的事。

情报周刊:据说十年前你们已经有写农村的想法了，为什么现在开始写？

春桃:我们越来越发现，农村还很穷，九四九五年我们拿到了其中两个涉农方案的材料(丁作明方案，王营村方案)，非常吃惊。 农民负担太重，决定写下来。 只是当时时机还不成熟。

信息周刊:你为什么说时机不成熟？

春桃:我想如果只写农民的负担，写农业问题，网民会对农村感到绝望。 我们也不想纯粹“暴露”，不想把农民问题写得那么糟，写相应的处理方法，给大家希望。

情报周刊:采访涉农事件的记者写道遭遇了“监狱灾害”，在你们的采访中，遭遇了类似的危险吗？

春桃:我们跟乡镇干部说，是来写社会改革的，还有点跟踪。

信息周刊:作为“来自城市的作家”，如何与农民沟通，获得第一手资料？

春桃:要尊重他们，让他们成为自己人。 我们采访王营村时，咨询农民代表，一开始他们不想说话。 我想政府没有处理，两个文人有办法吗？ 一个像干部的人在附近走来走去，监视着我们。 我们干脆叫辆车，把农民代表“拉”到县城，让他们住在我们住的酒店里，吃火锅，喝酒。 他们非常感动。 谁这样对待过他们？ 他们平时只是让人下跪，别人还是不理。 农民就是这样信任我们的。

创作，我们有不清楚的地方就给他们打电话。 出差旅费让他们来合肥。

情报周刊:书中还有关于官员生活、工作细节的描写，这些插曲来自哪里？ 消息来源可靠吗？

春桃:有点农民，知情者，还有不透露姓名的人给我提供了线索。 来源应该是可靠的。 我们手里还有其他资料。 一点基本的事实是按一点文件资料写。

"态度强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

情报周刊:你觉得农民画官员时也有偏颇的感觉吗？

春桃:农民朴素，有些人，说话也说不清楚，一点谎言也说不出来。 我们也努力在两面作证，但很多官员拼命拒绝。 也有不需要采访的，众所周知。 但是，我们对不会写的官员，笔下留情。 我们已经得罪了很多人。

情报周刊:你说根据现实情况，访问王营村8次，书中只提到“4次”。 “正座旗”4次，书中只提到了“1次”。 你们既然在报告文学中追求真相，就保存了所有人的实名。 为什么这些细节问题都有“微调”？

春桃:写个农民难的故事就行了。 也要照顾社会形象。 另外，这么写，我们的书出来了，能通过吗？

陈桂棣:我们看到的比我们写的严重得多。 我认为文学写到这种程度，很难被都市生活的人们理解。 现实而复杂的原因有时不能反映作品。 后来，这些东西让我们网友流泪了。 这使我们高兴。 他们接受这些事实，审视这些事实。 他们会进一步理解“三农政策”。 如果我们有贡献的话，我想也在这里。

信息周刊:书的最后记载着“2001年10月开始写作，2003年10月3稿”。 除了复印的理由之外，让你们写原稿的理由是什么？

春桃:分寸。 有可能无法掌握某种节制，成为不必要的大麻烦。 如果表现自己的角度，多尽量委婉地表现。

我们最初太尖锐了，中央领导层农业政策的失误太多了。 后来想想，我们太激进了，他们可能还是希望为人民做事实。 中国太大，“三农”问题太多太杂，他们也无能为力。 所以在最后的编辑中，我们调整了立场。

信息周刊:有人在评论。 字里行间，书中还表达着风俗的心情。 称赞省以上领导，赞美农民，把责任第一归罪于中层干部的写法不客观。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春桃:什么样的高级干部要采访，不简单。 只能议论事情。 许多人看到基层干部态度不好、粗鲁和官僚，认为社会不好。 但据我们所知，确实有很多高级干部，想改革，想工作，想在一个国家做好一个省。 但是，人们从哪里知道？ 我没有机会知道这些。

信息周刊:农民作为国家的基础，有一个论点是国家不能做，而是要给他们平等的地位。 这是农民的权利，不是政府的施舍。 但是，有些网友对此想在你们的复印件里说点什么。

陈桂棣:我想我们的态度还是坚决的。 农村问题要综合处理。 作为作家，我们有理由考虑这些问题吗？ 但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必须把我们收集的基础第一手资料和农业、社会学专家的成果献给网民。 态度处理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只能让别人想想。

"写这本书是想让在城市生活的人读. "

信息周刊:如果城乡二元化体制明确，你认为城市生活的人是如何看待农村的？

春桃:城市生活的人从媒体上了解农村，对农民的理解比较肤浅。 而且有些人的“城市中心论”很强，认为农民的生命应该是这样的。 对农民有歧视性的同情，但不知道真正的农村。 写这本书是想让都市生活的人读的。 如果农民现在过着怎样的日子，让他们知道农民的生存状态，就可以催促他们为农民做点什么。

定层看这些东西，希望能启发一下。

信息周刊:你觉得城市生活的人看了“调查”后开始反省“三农”问题了吗？

春桃:书的反响出乎意料地好。 我们以为世界很冷漠，但没想到80%读过这本书的人热烈地支持了我们。 有人被称为“现代鲁迅”，有人被称为“农民代言人”，有人成立了“农协”。 是评价太高了。 有点党政高官，没有公开，但我们相信他们也很兴奋。 一个官员来我家，对我们说。 “我们是政治家，也有冷血的人。 ”。 一位老作家给我们打了电话。 他解放前参军，一直在北京。 他说:“那本书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我的眼泪。 我给农民丢脸了”。

情报周刊:你们写的农民对这本书有什么反应？

春桃:农民反映最慢。 直到前几天，书中的张庄农民知道有这本书，让两个代表坐了五六个小时的车，来合肥买。 我本来想筹集资金买50本，但是太穷了只买10本。 敲锣鼓想给我们送锦旗。 他们真的很感谢我们。 弄清事件后，他们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帮助了他们。

情报周刊:你们的书被评价为“正是时候”，你有同感吗？

陈桂棣:这是他们事后的看法。

(然后，春桃走到抽屉前拿出一包烟，抽了起来。 她说她四年没抽烟生孩子了。 但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又“复活”了)

信息周刊:压力来自哪里？

春桃:是对立面吧。 我们写了我们住的地方的很多事件，而且都是批评，有些领导很不高兴。 现在临泉县县委书记把我们告上法院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

情报周刊:你害怕吗？

春桃:公开跳出去的人，我们不怕。 但是，我们担心背后隐藏着什么。 我的孩子还很小，现在我们送他去了。 我舍不得他，但我会保护他。

“卖得好，现在文学这样的边缘，卖得好的是哪些“宝贝”的书？ ”。

信息周刊:三年的调查采访，有资金吗？

春桃:没有支持资金。 我们制作这个主题的素材本身很敏感。 害怕别人被牵连，怎么能支持我们呢？ 一开始没想到要花那么多钱。 后来花了不到五万元。

五万美元对我们家族来说几乎是所有的积蓄。 我们家只有他一个人有固定工资。 我九年没工作了，都是自由撰文人。 你不知道，平时我们的生活很简朴。 我没有几件衣服。 我儿子快四岁了。 肯德基，我没吃过果冻。 我丈夫是老花眼镜，60元，我觉得很贵。 一个朋友买了000元的眼镜，我们很吃惊。 居然有那么贵的眼镜！

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钱，所以写了《家庭》、《知音》的新闻稿。 那里稿费很高，支持了我们。

信息周刊:你有想过书会这么畅销吗？

春桃:绝对想不到。 现在文学那么边缘，畅销的是什么“宝贝”的书？

信息周刊:那么为什么要自费冒险进行调查呢？

春桃:随着采访的进行，我真的感到了责任感。 有些农民已经没有地方告发，既然我们调查了，就不能为他们什么都不说。 作为农民自己，我们也有为自己做好事的本能。

我不知道以前故事书里的正义英雄去哪儿了。 我们俩没有权利，没有钱。 还有钢笔。

信息周刊:作为妈妈，你长大后也想当农民吗？

春桃:那一定是不可能的。 像我们这样的文化程度，即使他在农村，也可以成为大学生。 好吧，真正成为农民，也是优秀的农民。

陈桂棣:男、安徽蚌埠人、国家一级作家发表了文学《淮河的警告》、《悲剧的诞生》等作品，获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春桃:女，湖南霸陵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华语系，发表了《失忆的龙河口》和《民间包公》等作品，获得了《现代》文学奖。

两个人平均在合肥市文联工作。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社会上引起了关于“三农”问题的各种反思和讨论。 一位网民读完这本书后说:“无视9亿农民的艰难生存状态，是媒体的耻辱，是作家艺术家的耻辱，也是农民巨大牺牲的普通市民的耻辱。 这本书的分量，那是中国农村的病理学报告，关系到9亿人沉默的生命。 在冷酷的真相面前，任何文学想象力都是苍白的”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周刊2004年第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