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唐朝学“国际人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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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创造性地向现代化转化，当代中国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前瞻性的国际人才体系，并积极动员世界范围内的高素质智力资源。

披着非凡的功德，你必须对待非凡的人。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愿景推动全面改革开放的升级，并推动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胸怀大志，注重古代文明的大规模复兴，深思熟虑，并涉及国家政策、设施、贸易、资本和沿途人民心灵的交流。现在、将来和后代的这一伟大成就必须有成千上万的杰出人才参加。

具体来说，建立AIIB的备忘录已经签署，初步规模为400亿美元的丝绸之路基金也已经公布。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已决定落户上海。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国际机制或组织在中国设立总部。显然，这些机构不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填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培养、选拔和吸收符合这些组织目标、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高端人才，是中国作为全球治理新家园取得成功的关键。

此外，中国倡导的一些跨地区合作项目不仅需要中国自身的投入，还需要中国全球和地区伙伴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通过各种短期或中长期的培训项目，帮助这些伙伴国家的精英了解、接受和认同这些项目(更多地认同中国和中国文化)，将对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和中国全球发展伙伴网络的建设产生持久的效益。

美国榜样

美国是吸引、培养和使用全球高层次人才的典范。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国际机构都设在美国，这为美国人熟练掌握这些机构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例如，世界银行行长按惯例必须是美国人，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可以放心地任命少数民族(现任行长金庸是美籍朝鲜人)在这些职位上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方的疑虑。又如，截至2013年上半年，有多达48名美国人在联合国担任高级管理职位，是英国(19人)的两倍多，英国在人类系列中排名第二，是中国(11人)的四倍多。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学术机构为世界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的思想和政策也通过这些人才的活动影响了世界。其中，最著名的是拉丁美洲的“芝加哥男孩”。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美国驻智利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阿尔宾·帕特森(albion patterson)提议，由芝加哥大学根据新自由主义的学术规范，设立一个特别项目，培养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该项目得到了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支持。自1956年以来，每年有40 ~ 50名拉美学生来芝加哥大学深造，占该校研究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在芝加哥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了中国，其中不少人在大学任教。20世纪70年代，芝加哥男孩最终成为皮诺切特经济改革的核心。他们的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削减公共开支与他们的老师弗里德曼教授的完全一样。

一个具有长期战略耐心的类似项目是不存在的，但它可能不像“芝加哥小子”那样出名，它的实际影响可能更糟糕。例如，大多数掌管美国乃至全球金融的有权势的人都来自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rnanke)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他们的办公室彼此相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和伯南克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斯坦利·费希尔是他们的共同老师。后者于2005年被邀请加入以色列国籍，成为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并于2014年成为美联储副主席。希腊过渡政府前总理兼央行行长、前欧洲央行副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d. papademo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奥巴马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美联储前副主席艾伦·布兰德、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和智利前央行行长何塞·德·格雷戈里奥都曾在此学习。其他参与其中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包括前塞浦路斯央行行长奥菲尼德斯、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和他的前任杜瓦里·巴拉奥、金的副手兼英格兰银行副行长查理·比恩等。这种人际网络几乎足以处理全球金融的所有重大问题。当影响到来时，老师和同学之间可能只需打几个电话就能发起未知的集体行动，这将使小组对其他国家或机构的普遍衰落感到满意。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等其他机构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官员提供了各种培训。

唐代案例

客观地说，这些看似具有战略野心的项目并非(至少不是全部)源于政府的苦心经营，而是一国综合国力在“道路自信”背景下的自然溢出。然而，政府的作用在于为国际人才的培养、流动和使用提供一个方便的大门。回顾中国自己的历史，在那些辉煌的世界帝国时期，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向美国学习有点像“失去礼貌而寻求其他领域”。我们不妨从唐代的一些案例来看当时的“国际人才战略”。

公元754年春夏，李白在扬州听说一个朋友在海上遇难，写了一首诗:“明月不沉碧海，白云愁。”他的朋友是日本人，唐朝时名叫晁衡，原名阿拜侍臣钟马鲁，又俗称阿拜钟马鲁。

晁衡出生在日本奈良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中央办公室的高级助理(大致相当于中央办公室的第一副主任)。公元716年，年仅19岁的安倍仲马路成为一名国际学生，被派遣到由557人组成的第八艘唐船上的唐朝。他的同学中有吉备真备，他后来担任了正确的部长(大致相当于常务副总理)。

晁衡到了Xi长安后，进入国子监(大致相当于国家行政学院的青年干部培训班)，毕业后顺利通过了钟石的公务员考试，并被任命为左春芳寺井局(储君图书馆副处级干部)的校书，负责协助储君学习。34岁时，他被调到门下省左布克(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负责讽刺和训诫。在这个职位上，晁衡与皇帝有了更多的接触，他的知识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他的官职也不断得到提升。

唐朝时期，晁衡与李白、王维等名人有着广泛的交往，形成了深厚的友谊。晁衡56岁时，吉备真备作为唐朝的副特使再次来到中国。老朋友的聚会增加了晁衡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他决定带着使命回家。皇帝赏识他在唐朝几十年的功勋，任命他为日本唐朝特使。临行前，时任尚书有成(副总理助理)的王维为他写了一首送别诗《送赵健书记到日本》。在返回中国的途中，舰队在一场风暴中被驱散了。在他的帮助下，鉴真和尚的船抵达日本，但晁衡的船失踪了。当这个消息传回到唐朝时，李白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哭朝青衡》。事实上，晁衡的船顺风漂到了安南的国家(唐朝的领土，它统治着越南的河静省和佤邦的南部)，数百人在同一条船上被当地的小偷杀害。晁衡和唐朝拯救了藤原清河。

回到长安后，安禄山发生了动乱，通往日本的道路非常危险。晁衡放弃了回日本的想法。由于皇帝的信任，晁衡的官职也从左三升至常侍(国务院办公厅秘书，部长级待遇)，再升至安南时代(越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军区司令，部长)，甚至升至光禄博士，他也是一名御史，也是北海县的创建者(大致相当于国务委员主管监察事务，副国民待遇)。72岁时，他终于去了长安，皇帝追授他泸州总督(军委副主席、军区司令员，副国家级)。

像晁衡这样为唐朝服务的外国人并不孤单。和他一起回到长安的清河藤原也留在唐朝担任皇家图书馆馆长(馆长级)。2004年，在Xi安县也发现了日本留学生荆振成的墓志铭，上面记载他死后被玄宗皇帝赐为皇家官员。一些僧侣还获得了一个要求利益的僧侣(具有短期拘留资格)或一个在国外学习的僧侣(具有长期拘留资格)的地位，并接受了政府颁发的“公开检查”，能够在唐朝学习。

不仅一些被派往唐朝的日本留学生在唐朝得到了就业和官职，而且一些从丝绸之路上向东迁徙的粟特移民(伊朗体系中的少数民族)也成为了移民地区的农民、商人、雇佣兵、军事指挥官甚至官员。例如，在元州(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唐朝建立之初，有一个粟特人的家庭带领他们的军队为建立唐朝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玄武门发生变化后，他们正确地站在了唐太宗一边，最终在商业、军事、地方豪强和文人圈中确立了自己的影响。另一个例子是安禄山，谁第一次挑战中央政府，并导致唐朝的兴衰，出生于一个粟特人。叛乱前，他极受皇帝宠爱，被玄宗和杨贵妃视为养子。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伊斯兰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索罗亚斯德教徒居住在广州，发展了南海和西亚之间的贸易。在黄巢起义期间，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信徒和当地居民一起反抗黄巢的军队，共有12万人被杀。这意味着可能有超过12万外国人居住在这里。

包容性、开放性和前瞻性

从以上可以看出，唐代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来自其他国家的精英被挑选出来接受培训。日本留学生或僧侣受到唐朝官员的欢迎，这与他们的高素质有关，因为他们大多来自日本贵族阶层。王维在《送别晁衡》中说:“海东是个大国，以圣人之道，君子之道也。”。玄宗在评价日本使节时也说:“我听说其他国家也有圣贤。”今天，当我们看到使者，我们往往有差异，所以我们称日本为礼仪君主国家。”。这些人在唐朝学习后，能够将他们的学习成果带回中国，并在自己的国家扩大了唐朝文明的影响。留在唐朝的人，如晁衡、藤原清河等。在他们死后，还获得了日本的高级别追授奖。前者被日本天皇追授为正职，而后者被追授为二等功，然后是二等功。回国后，更多的唐使节和留学生为日本的科技进步和制度建设做出了贡献。事实上，美国学生签证对资金证明的要求表面上是保证出国留学期间的费用，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衡量海外学生社会地位的一个代理变量，以确保即使海外学生不能成为美国永久的高质量纳税人，他们也能通过自己的班级渠道将美国的影响很好地传递到来源国。

第二，我们应该宽容和信任外国人才，这样我们才能大胆地培养和任用人才。外国学生可以被录用为公务员，在政府中担任部长级官员，甚至进入国家领导人序列。没有极强的道路信心、制度信心和文化信心，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当前，中国正走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应该逐步树立自信心，开阔眼界。例如，可以要求或创造条件，让海外学生有机会到基层工作，在农村或偏远地区担任村官和辅助教师，或在设在中国的国际经济组织中从事交易性工作，作为向他们提供奖学金的“考虑因素”。让他们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为中国做出贡献，同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达成“同情理解”。这样，即使他们可能没有在中国的体制中工作和得到提升，他们也可以在他们最宝贵的青春时期熟悉中国社会，与中国交朋友，将来在自己的国家或其他国际组织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中国文化说话。

第三，建立先进的人才培养和职业发展体系。唐朝的文明处于当时人类世界的最前沿，来自其他国家的使节和留学生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学习实用和有益的技术或治理方法。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和治理经验，他们可以在相对公平的用人机制和保障服务体系下，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唐代本土学者竞争，实现自己在唐代的价值。即使你回到自己的国家，这些技术和治理经验也不是“屠龙”，而是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借鉴和使用的。在这方面，当代中国实际上有一定的优势。许多工作或职业在发达国家很受欢迎，但在一些不发达国家可能不“适销对路”。中国处于中间位置，它所提供的技能和规则可能更容易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从而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预期并达到更高水平的“能力阶梯”。当然，为了充分发挥这一功能，中国自身的教育、培训、职业支持和保障体系也必须进行改革和完善，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从而提供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信赖的教育产品。

中国一直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家庭，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兄弟。中国文化总是丰富多彩的。只要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化，当代中国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前瞻性的国际人才体系，积极调动世界各地的高素质智力资源，为创造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本文发表在2015年第二期《当代金融家》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