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可生二孩”变为“敢生二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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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为“普遍二孩”政策。要有效实施“普遍二孩”政策，必须结合社会生育观念的变化，化解生育行为主体面临的潜在矛盾。

社会生育率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受传统观念和医疗卫生条件限制的社会中，生育率通常很高，同时伴随着物质供应的短缺，这是马尔萨斯关注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就业不足、人民生活水平低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人口盲目膨胀，国家逐步形成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妇女地位的提高，生育水平通常有自然下降的趋势，晚育、优生优育意识也已形成。此外，旨在限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处于同一时代，生育率的下降趋势正在加速。

“想生而不敢生”根本原因的变化

在传统生育观念没有改变、经济发展落后的时代，普通人家庭的生育动机来自“多生孩子、多幸福”的观念，另一方面，养老保障制度缺失，“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增强了生育意愿。此外，医疗卫生条件不发达，婴儿死亡率和未成年人过早死亡率居高不下，这也使得家庭倾向于多生孩子。过去，“独生子女政策”强行阻止家庭“想要孩子”。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育观念的改变，“想要生活”的意识来源发生了变化，这在更大程度上源于对孩子的爱。然而，为了满足“爱”的偏好，生殖行为主体需要自愿付出高昂的代价，而对“不敢有生命”的恐惧就摆在家庭决策的面前。对“不敢生育”的恐惧来自生育决策者对许多因素的权衡。

首先是产妇保健和护理。目前，我国妇幼保健服务供给仍存在结构性矛盾。大城市妇幼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紧张，但一些小县城或乡镇妇幼保健机构拥挤，这表明人口、医疗卫生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向大城市流动和集中。

第二是婴儿护理。目前，育龄夫妇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的祖父母、保姆和托儿所可能是潜在的照顾者。然而，许多家庭都面临着照顾祖父母的不便，例如太老和身体不适。保姆市场的高价让许多家庭泄气，儿童保育机构通常对儿童有最低年龄要求。然而，如果婴儿的父母照顾好自己，他们应该面对许多问题，包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第三是儿童教育。虽然义务教育已经普及，但家庭仍然要为孩子支付大量的教育费用。从计划上幼儿园开始，父母之间就开始了高能耗的竞争。对于非本地户籍的城市移民，他们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